乱世中，精神是勇者的执著，退而求其次是匹夫匹妇寻求肉身摆脱疲惫，道教的理论给了世人最好的教育。宗教的本质是从善如流，但宗教从不抵制惩恶扬善。在中国的神仙体系中，八洞神仙中吕洞宾地位并不很高，但民间有着大批拥护者，因为他从人间烟火气中寻找到了快乐的真谛，凭借纯真和善良，包括嫉恶如仇的人性根本，才被大众所接受和崇拜。
五台山文文殊菩萨殿
因为这种不可撼动的民间信仰和精神支撑，才有着1957年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搬迁。艺术家们只是看到永乐宫《朝元图》的恢弘巨制，市井却看到了吕祖的精神和人格，仙风道骨，衣袂飘飘下的侠肝义胆。
尽管供奉吕祖的永乐宫体量当然无法与方圆六百里五台山同日耳语，但他的存在却平衡了民间信仰和国家社稷的需求，在不同的信仰选择中，儒、释、道形成了微妙的平衡，相辅相成。无论是五台山还是永乐宫，乱世时，香客接踵；盛世时，游客满盈。
精神的两极，总是殊途同归。
永乐宫
3.平遥和汾城
因为平遥的存在，临汾的汾城黯然失色。
“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，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。而且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，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、社会、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”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平遥古城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汾城的评价？只是汾城现在还保留着矜持，拥有明清时期最初的模样。尽管，汾城当地人对它的后发优势抱有极大的自信。
因为晋商的辉煌，掩盖了平遥最初的模样。明清之后，无论晋商的成功与否，平遥或者汾城，都同中国大地数万座城池一样保留着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”的生活习惯，完成着他的基本行政、军事、集市和教育社会功用。同周边的农村相比，城市在白天熙熙攘攘和夜间灯火辉煌下，无非多了些衙门和衙役的威严，少了乡村的田园情趣。
平遥古城
千百年来，乡村从未对城池有过多的向往，最多把他看做歇脚的驿站或者人生的驿站，早已司空见惯。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，使平遥成为一座文化和旅游胜地，却不小心冷落了汾城。汾城的小巷幽幽、庭院深深，却有着莫名的惆怅，不是因为车马冷落，而是它失去文化支撑后的落寞。
从北魏开始，平遥就称之为平遥，与汾城所在地命名几乎同时，但一千五百年后，突然与建城时间更为久远的襄陵合并，因为入赘，文化支撑体系瞬间解体。
汾城
4.盐湖和蒲津渡
南风起，盐使生。
池神庙静静地矗立在盐池边，它的大殿建制规模仅次于建于永乐年间的天安门，而建造历史更为久远，唐朝时便封以公爵，天下尊宠至极。当年舜帝便是在池神庙前卧云冈上大唱《南风歌》的。
山西资源丰富，除了战争必备的粮草、铁矿和木材等，还拥得天独厚的盐池资源。亿万年前的山出海走，让运城盐湖横空出世，并在地下留下数十米深的积淀，因为盐，文明滥觞于此，称为“最早的中国”。尧都平阳，舜都蒲坂，禹都安邑，都围绕盐湖周边而城。后来朝廷执行盐铁专卖，运城也因盐运之城而名。
盐湖
除了盐湖，运城还有西侯度钻木取火痕迹，夏县西阴遗址中六千年前的半只蚕茧。人猿揖别，彬彬有礼的文明之邦，因为仓禀足。在曲沃，即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馑的年代，当地人也是白面馒头管饱吃，自古运城就是天下粮仓，富庶之地。
唐开元十二年（公元724年），唐朝以全国之力，动用当年全国产铁量的八成，铸造了八尊铁牛，每尊铁牛重约7000斤，充作稳定蒲津浮桥的地锚。牛有镇河神兽之说，在大铁牛的坐镇下，河东通往国都长安的运盐之路自此畅通无阻。
并州铁，河东盐，大铁牛，小农小康的追求，自给自足之外，进可攻退可守，缩小版的中原，放大了的田园。
蒲津渡大铁牛
5.后土祠和霍州娲皇庙
万荣后土祠，北京地坛之源，从汉至宋，二十四位皇帝亲临祭拜，汉武帝一首《秋风词》天地回肠。
厚德载物。对黄天后土的尊重，于是有了后土祠，地母宫阙，温暖而有力。生民产生于此，又回归于此。农耕文明中对土地依赖，宛若婴儿对母亲怀抱的渴求。于是在上古的多种神话传说中，始终离不开女性化神祗的存在，如女娲娘娘。
从抟土造人、定制婚姻到炼石补天，整个山西都存在着这样的传说和未经证实的遗迹，即便科学发达的今天，高等学历者也会像古人一样笃信女娲娘娘的故事，完全脱离着理性认知，因为在情感中，她们的传说代表着对土地淳朴的感恩和家乡的热爱，与生俱来难以割舍的家乡之恋，更何况在三晋版图的中部还有尊于五岳傲于天下群山的中镇霍山，娲皇庙就深藏这灵山秀水间。
后土祠
生民把最美好的万物奉献于地母和女娲。大地对生民的付出无私而纯粹，于是生民对大地的敬仰也由衷而自觉。除非战争和暴力，山西人不会轻易走出家乡。这种深厚的土地情感是天性使然，如霍泉清澈而纯粹，如汾河奔涌而热烈。
“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”。
霍州娲皇庙
6.大槐树和杀虎口
隆庆议和后，北方大漠的军事压力陡然消失，出现了走西口的第一批移民。至清康熙改胡为虎，与张家口东西并立，从杀虎口走出去到青葱的蒙古草原寻找生机，便是后来的“走西口”。也正因为走西口的出现，才使山西商人看到山西以北更为广阔的世界，明清晋商开始了倾轧整整两个朝代的辉煌。
光阴不过三百年，山西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与明朝初年大槐树移民不同，走西口者大多数为自愿，但大槐树移民是因为山西富庶，走西口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山西贫瘠，贫瘠到难以养活他的子女。“河曲保德州，十年九不收。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野菜”。说道走西口，任何人的耳边就会有一曲悲怆而悠长的歌声小曲，不禁潸然。
大槐树
封闭久了，主动走出去，带着先祖的无上荣光，成为山西文化精髓的断面。历史酝酿发酵而成的文化，有着蓬勃而出的阳刚，如水银泻地般在文化的荒漠中生根发芽。包头、呼和浩特、西宁，都有山西人的身影；全国十八省九百余县，都有大槐树移民后裔奋斗的姿态。很多城市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完全由移民和后裔们完成，“凡有井水处，皆有山西人”。
